艺术｜曾翔——写意篆刻

2015-09-01

写意篆刻，非时风所倡，虽然像似新提法，但自文人篆刻始，脉络清晰。写意是文人之根本，篆刻乃文人馀事，但在文人心修道养的脉络里，“馀事”却无不大。沈野《印谈》所言：“印虽小技，须是静坐读书……未有不静坐读书而能入室者”，道出文人刻印章皆为己之学问，即法天地之象、自然造化，师瓦砾之道、众生之相，开风规格局，抒怀写意。

古有田叟稚子开风规、抒胸意，“随意道出，亦有奇语，石勒不识字，能作诗歌”（沈野《印谈》），所以扬雄道出：“言，心声也，书，心画也”（《法言·问神》）。“画与书一源”（张庚《浦山论画》），即爱宾“立意”，“意存笔先，画尽意在”（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），篆刻亦然。甘《印章集说·印品》：“印之佳者有三品：神、妙、能……屈伸得神外之神，笔未到而意到，形未存而神存，印之神品也。”

明清文人篆刻兴起，宗法秦汉，自成规模。开格局者，风规逸出。文国博、何长卿、丁敬身、吴让之、赵之谦、吴俊卿、黄牧甫无不如是、无不流派。入流派，固能守住家规，传承文脉，或此基础之上，启迪精微。上述大家，或书或画，源流清澈，不拘一时，爱今博古。金石学问，自宋兴起，至清兴盛，文人书画篆刻，无不胎息，视觉顿开，取法不泥。时下研究，多重视材料的功用，对出土之金石瓦砾无不珍惜，补史阙、还本真。就篆刻而言，流派大家无不受益，且局大体深。然而，后学一家者不可谓少，一叶障目，小心“摹削”，只求一似，“与世相违”（齐白石《题某生印存》）。求一笔一刀，亦步亦趋，有失秦汉精神，更不能窥见田叟稚子之质，欲尽精微，怕没有了抒胸中意气的怀抱与格局，何以写意？

如后起齐白石，虽初学流派，但不愿随人后、拘绳墨，他说：“刻印，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，唯秦汉人，秦汉人有过人处，全在不蠢，胆敢独造，故能超出千古，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，而人以为无所本。余常哀时人之蠢，不知秦汉人，人子也，吾侪，亦人子也。不思吾侪有独到处，如令昔人见之，亦必钦佩。予之刻印，少时即刻意古人篆法，然后即追求刻字之解意。不为摹、作、削三字所害，虚掷精神。”（《白石老人生平略记》）愈摹、作、削，愈狭窄，显然白石不愿如此，认识深切，所以熔流派之胸怀，上溯秦汉，而非一家一派。他的篆刻于金石潮流中互通消息，从流派而上，清楚流变，如此明白，所以自信，自信者才能守家业、承源启变。松年说：“凡名家写意，莫不从工笔删繁就简，由博返约而来，虽寥寥数笔，已得物之全神”，白石刻印，即是得其神，以铁笔写其意。他虽说法诏版、三公山，但无一皮毛绝似，无一体格不得其意。东坡所云：“诗不求工字不奇，天真烂漫是吾师”，此之谓白石画画，所以，陈炼即释之：“篆刻一技，亦可以怡养性情，若专求精工，未免耗损精神，亦乏天趣。”

然而，工并非写实，也非不能写意。金石资料有益，绝非面貌所成之根本。近世对文人写意的历史持温情者鲜，很多好风格立异、形式观念，持矛刺盾，落入狭隘，虽不全是科类所致，但是受其害深矣。上世纪初叶，像“士大夫作画安能专精体物，势必自写逸气以鸣高……以形神为主而不取写意”（康有为《万木草堂藏画目》）这样的论调遍布，鲁迅也说：“我们的绘画，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，两点是眼，不知是长是圆；一画是鸟，不知是鹰是燕。竞尚高简，变成空虚。”（《且介亭杂文末编·记苏联版画展览会》）然而，了解齐白石的陈师曾在其《文人画之价值》中说：“画之为物，是性灵者也，思想者也，活动者也，非器械者也，非单纯者也。否则直如照相器，千篇一律，人云亦云，何贵乎人耶？何贵乎艺术耶？所贵乎艺术者，即在陶写性灵，发表个性与其感想”，可谓道出中国文人写意精神的大本、大源。

“所贵乎艺术者，即在陶写性灵，发表个性与其感想”，“艺”之于文人，就是要成为一个人，一个有感想、有性灵的可贵之完整的人，如此一身的手艺才能可贵。“当代中国写意篆刻展”，非一家一门之限，发的是写文人风规格局之愿望，写出性灵、个性和感想，古人“如其学，如其才，如其志，如其人”（刘熙载《艺概》）大可传续。